絲綢之路，是指連接中國與古代中亞，印度，伊朗，希臘，羅馬等國家和地區的商路。由于這條上路主要以絲綢貿易為主，因而被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勞命名為——“絲綢之路”。絲綢是古代中國沿商路輸出的代表性商品，而作為交換的主要回頭商品，也被用作絲路的別稱，如“皮毛之路”、“玉石之路”、“珠寶之路” 。（轉載請注明文章來自南方絲巢蠶絲被 http://m.tpgm.com.cn）
絲綢之路是個形象而且貼切的名字。在古代世界，只有中國是最早開始種桑、養蠶、生產絲織品的國家。近年中國各地的考古發現表明，自商、周至戰國時期，絲綢的生產技術已經發展到相當高的水平。中國的絲織品迄今仍是中國奉獻給世界人民的最重要產品之一，它流傳廣遠，涵蓋了中國人民對世界文明的種種貢獻。
歷史上的絲綢之路不是一成不變的，隨著地理環境的變化和政治、宗教形勢的演變，不斷有一些新的道路被開通，也有一些道路的走向有所變化，甚至廢棄。
除了陸上絲綢之路外，從漢代開始，中國人就開通了從廣東到印度去的航道。宋代以后， 隨著中國南方的進一步開發和經濟重心的南移，從廣州、泉州、杭州等地出發的海上航路日益發達，越走越遠，從南洋到阿拉伯海，甚至遠達非洲東海岸。人們把這些海上貿易往來的各條航線，通稱之為"海上絲綢之路"。
東西方出土的考古資料，揭示了先秦時期東西方交往的存在。如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的商代和田玉，俄羅斯阿爾泰山西麓巴澤雷克(Pazyryk)大墓發現的公元前五至前四世紀的中國銅鏡和絲織品，表明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，北方和西北方的游牧民族，如匈奴人、月氏人和斯基泰人等，扮演著東西方文化交往的主角。
秦、漢王朝統一中國，積聚了中原王朝的實力。到公元前二世紀的漢武帝時，為了打敗稱雄漠北、搔擾中原農耕居民的游牧王國匈奴，雄才大略的漢武帝派張騫出使西域，聯絡被匈奴人從河西趕走而定居在阿姆河一帶的大月氏人。張騫經過千難萬險，雖然沒有搬來大月氏的兵，卻全面了解了西域的政治和地理情況。隨后漢武帝又派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。張騫的兩次西行，打破了游牧民族對絲路貿易的壟斷，使中國和中亞、南亞、西亞諸王國之間建立了直接的貿易往來關系， 張騫等人帶回的報告，也是中國人對外部世界的首次真知實見，而且由司馬遷和班固分別寫入《史記大宛傳》和《漢書西域傳》，從此結束了我國古代對西方神話般的傳聞認識。因為張騫的這一創舉在歷史上的重要性，所以人們把張騫通西域一事形象地稱之為"鑿空"。
張騫西行的直接后果，是促使漢朝打敗匈奴。結果，漢朝不僅在河西走廊建立了武威、張掖、酒泉、敦煌四個郡，還進而派兵遠征蔥嶺以西的大宛，獲得武帝夢寐以求的天馬----汗血馬。到了公元前60年，漢朝在西域設立了西域都護，控制了塔里木盆地。漢朝的使者，可以得到西域各個綠洲王國的供應，西行變得更加容易，使者相望于道，往來不絕。
漢末年，王莽專政，中原與西域的關系一度中斷。東漢初，漢明帝派班超經營西域，重新恢復了西域都護對塔里木盆地的統治。在絲綢之路的歷史上，甘英的西行是中國人的又一壯舉。雖然因為安息人為了壟斷東方與羅馬的貿易，使得甘英沒有達到原定的目的地，但他仍可以說是中國第一位走得最遠的使臣，
張騫的鑿空和甘英的遠行，使東西方世界直接聯系起來，這是時代英雄的創舉，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，其結果是使得中國、印度、西亞和希臘羅馬四大古代文明有了直接的交流和影響，此后，任何文明的發展也不再是相對孤立地進行了。
東漢末年，中原戰亂頻仍，秩序混亂。227?33年間，倉慈出任敦煌太守，有力地抑制了豪強的兼并和勒索，為西域商人前往內地買賣提供種種方便，也使得敦煌成為漢族與西域各族民眾交往貿易的一個國際都會。
魏晉南北朝時期，中原天下大亂，不少大族和有文化的士人紛紛遷居河西以避戰亂，促使中西交往的孔道河西走廊的文化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。而且，不論是東晉五胡十六國，還是后來的南北朝，都不斷有東往西去的使者旅行在絲綢之路上。比如，310年，天竺(印度)僧人佛圖澄至洛陽; 399年，東晉僧人法顯等西行取經; 437年，北魏遣董琬、高明等出使西域諸國; 468年，北魏遣使韓羊皮出使波斯，與波斯使俱還; 530年， 波斯國遣使南朝……
隋朝統一南北，中國封建社會開始走向全盛時期。隋煬帝時，讓黃門侍郎裴矩往來于張掖、敦煌之間，通過西域商胡，聯絡各國首領。從今天保存的裴矩撰寫的《西域圖記序》中， 我們可以了解到當時絲綢之路通向東羅馬、波斯、印度的情況。 （轉載請注明文章來自南方絲巢蠶絲被 http://m.tpgm.com.cn）
進入唐代，民族的進一步融合，疆域的更廣闊開拓，政治制度與思想文化的整合，使得唐王朝凝聚了極大的力量，生產發展，商業繁榮，文化昌盛，并以博大的胸懷，大量接受外來文化，使之融會到中國文化的整體當中。中西往來更加暢通無阻，當時的文化交流也呈現出令人眼花繚亂的景象。西方的珍禽異獸、珠寶香料、玻璃器皿、金銀貨幣紛紛傳來，中亞、西亞的穿著、飲食等生活方式，音樂、舞蹈等文化娛樂活動都源源進入中原，佛教進一步盛行的同時，祆教、摩尼教、景教以及新興的伊斯蘭教都在此時正式傳入中國內地，唐朝的兩京長安和洛陽以及絲綢之路上的一些大城市如涼州，都紛紛呈現出國際都市的風貌。在吸收外來文化的同時，借助唐朝強大的政治力量，中原文明也傳入西方，深淺不等地影響了西方各國。
公元十世紀中葉以后，宋王朝先后與北方的遼、西夏、金處于敵對的形勢中，影響了陸上絲綢之路的中西交往。南宋建都于東南的杭州，加之中國經濟、文化重心的南移，海上絲綢之路更加繁盛起來。相對來講，陸上絲綢之路要比從前有所衰落，但在某些特定的時間里也被頻繁地利用，如馬可波羅來華前后的蒙元時代。
絲路長達數千年的繁榮歷史，為古代的各國文明帶去了文明交流之風，帶去了商貿繁華之景，時至今日，絲路的存在，任舊具有著的意義。比如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火炬接力境外傳遞中，以絲綢之路為主線，經過了11個為古代絲綢之路途經的城市。這一決策，究其原因，正是因為發源于中國古代的“絲綢之路”， 在歷史上首次將東西方連接起來，成為促進東西方文明交流的橋梁，曾對人類文明發展作出重大貢獻。
整體說來，古代絲綢之路的開通與維持，對中西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交往作出了重要的貢獻。
物質文化方面，不得不細說我國輸出的主要商品——絲綢的西傳。
早在張騫通西域之前，絲綢就已經大量轉運到了西方世界。在古代羅馬，絲綢制的服裝成為當時貴族們的高雅時髦裝束。當時的羅馬人將中國人稱為賽里斯人，而塞利斯在羅馬文中的意思，正是指絲綢。
物質文化的交流總是雙向的，中國奉獻給西方世界以精美實用的絲綢，歐亞各國人民也同樣回報了各種中國的需求品。例如苜蓿和葡萄等物產，羅馬的玻璃器、西域的樂舞、雜技，西亞、中亞的音樂、舞蹈、飲食、服飾等等，大量傳入中國。
在物質文化交流的同時，自古而來，通過絲綢之路的精神文化交流也在不斷地進行。
作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，早在西漢末年就傳入中國。魏晉南北朝時期，戰亂頻仍，為佛教的發展提供了很好的條件。到了隋唐時期，佛教已經深入民心，并且由中國的高僧創立了中國化的宗派。今天，佛教雖沒有古代那么盛行，但人們頭腦中的因果報應思想; 語言中常常使用的一些詞匯，如"剎那"、"影響"、"水乳交融"等等; 隨處可見的佛寺山窟; 小說彈詞等文學藝術形式; 都是佛教直接或間接留下的影響。特別是沿著絲綢之路留存下來的佛教石窟，著名的敦煌莫高窟、安西榆林窟、大同云岡、洛陽龍門等等，這些石窟大多融會了東西方的藝術風格，是絲綢之路上中西文化交流的見證，它們連成一串寶珠，成為絲綢之路上的重要文化遺產。
從魏晉到隋唐，西亞的祆教、摩尼教、景教、伊斯蘭教也先后傳入中國，都產生過一定程度的影響。其中的摩尼教本是產生于古代波斯的一種宗教，在波斯受到鎮壓，幾乎絕跡，但卻在中國，特別是中國的維吾爾先民回鶻人中間廣為傳播，甚至在九、十世紀建都吐魯番的西州回鶻王國中，被立為國教。敦煌吐魯番發現的漢文和各種伊朗語、回鶻文的摩尼教文獻，與埃及發現的科普特文摩尼教文獻一起，構成今天我們認識古代世界的摩尼教的基本文獻資料。
相對而言，在宋元之前，中國思想的西傳遠遠不如她所接受的那樣多，但中國物產和技術的西傳卻是難以統計的，造紙、印刷、漆器、瓷器、火藥、指南針等等的西傳，為世界文明做出了重大的貢獻。直到明末清初耶穌會士的到來，才將中國思想文化大規模地介紹到西方，同時也開啟了西方近代文明進入中國的時代。
總之, 絲綢之路沿線地域集中了當時世界上所創造的主要物質和精神財富, 這些財富內容豐富, 底蘊豐厚, 有鮮明的民族特色, 有通過相互交流而構成的千絲萬縷的內在聯系, 代表了當時世界上社會發展的水平, 是人類重要的文化寶庫。
絲綢之路的道路漫長而久遠，而且無始無終。在古代，它是傳播友誼的道路，也曾經是被戰爭鐵蹄踐踏過的道路。今天，人們已經忘卻昔日曾經有過的苦難， 而把絲綢之路看作是連結東西方文明的紐帶。近年來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起的"絲綢之路研究計劃"，把絲綢之路稱作"對話之路"，以促進東西方的對話與交流。在21世紀,絲綢之路不斷升溫, 絲綢之路不斷縱向延伸, 絲路沿線諸國重建現代絲綢之路的呼聲此起彼伏, 人們關心絲綢之路的熱情也與日俱增, 特別是中國西部大開發的號角吹響以后, 加強研究和開發利用絲綢之路已迫在眉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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